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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軍國主義根子是怎樣保護下來的(吳允中紀念文之八)
來源:神游九州 作者:飛馬 時間:2017-01-17 



紀念紅軍戰士吳允中誕辰100周年     根據錄音與文字資料整理


編者注:

本文作于11年前,作者精辟地分析了二戰戰后美帝國主義庇護與利用日本軍國主義為其霸權主義服務的陰謀與事實。結合當前的國際形勢,閱讀本文將會對美日的帝國主義本性有更清晰地認識。






日本法西斯是發動侵略戰爭最早的國家,是法西斯德國最主要的得力幫兇。

二戰結束,德、意、日三個法西斯侵略國的結局大不相同。

意大利的法西斯統治是被反法西斯的人民起義推翻的,清除法西斯較早也較徹底。后來英軍進入,恢復了資產階級政權,法西斯也沒有再發展起來。

德國的柏林和大部分地方是蘇軍解放的。蘇聯是打敗德國法西斯的主要力量,在處理德國問題上起主要作用。所以對德國法西斯的清理也較徹底。

日本則不同。中國受日本軍國主義侵害最大,抗擊日本侵略軍時間最長,牽制了日本的絕大部分陸軍和相當部分空軍,極大地支援了東南亞和太平洋上的盟軍。中國是打敗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力量。可是,在戰后處理日本戰爭罪行時,美國卻獨攬大權。蘇聯當時主要關心的是德國問題,對日本問題,只要求依照雅爾塔會議和波茲坦會議的協議,基本上沒有多插手。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力量抗擊日本侵略者達14年,在侵略軍占領區,創建193個抗日民主根據地,解放了1億6千多萬人民,抗擊日本侵華的60%以上的軍隊,可是美國有意不承認,蘇聯錯誤地采取實際支持國民黨的態度,因此被剝奪了參與處理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的權利。國民黨政府代表中國去參與處理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對美國的利益和需要唯命是從。

在戰后初期,美國對日本法西斯采取的是兩面政策。

一面是公開的,遏制不利于美國控制的政策;

另一面是秘密的,利用日本軍國主義殘余來為美國反蘇反共獨霸東亞政策效命。這后一面政策主要表現在:

第一、日本宣布投降之時,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解放區抗日軍民向周圍的日軍全面大反攻之時,美軍麥克阿瑟不準日軍向解放區軍民投降,要他們繼續頑抗;替蔣介石守住所占的城市,等待遠在大西南的的國民黨軍到來。

第二、在日本投降條件上,美國事先不與蘇聯和中國協商,單獨同意日本保留天皇體制,使日本首要戰犯、法西斯和軍國主義的精神支柱天皇裕仁不列為戰犯而逍遙法外。

第三、美軍盡力收集日本的軍政檔案,對有關天皇在戰爭中的罪行資料、日美在戰爭中互相勾結的資料,全部封存,運往美國,避免這些不可告人的資料暴露。

第四、盡可能地搜羅具有狂熱的法西斯、軍國主義的軍部骨干分子、官僚政客和熟悉中蘇朝情況的特工,為他們偽造“喪失記憶”、“精神分裂癥”等假病狀證明;甚至偽造歷史、更名換姓,使他們逃避戰爭罪行追究,在美軍的保護下為美軍進行反共工作。像岸信介這樣犯有戰爭罪行的政客,竟然當上了首相。

第五、日本壟斷資本主義的大財團是法西斯和軍國主義的經濟基礎,這些大財團的大財閥也大都是積極的軍國主義分子,美國不僅不追究他們的戰爭罪行,反而極力保護,并使之與美國壟斷資本掛鉤;在侵朝侵越戰爭中,日本是美軍軍需要品的重要生產基地,扶持日本壟斷資本迅速膨脹,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經濟大國。

正是美國對日本的保護與利用、支持與縱容,使日本的軍國主義在戰后不僅沒有被摧毀,反而日趨囂張,成為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同盟國;并向世界政治、軍事大國發展,新的危害東亞與世界和平的策源地正在日本逐步形成。


作于2005年5月23日

此文曾發表于2009年1-2期《文史大觀》

附錄 (以下素材源自當代世界出版社.郭曉曄《日本幽靈》等資料整理)


從岡村寧次看蔣介石的“抗日”本質

一、惡貫滿盈的戰爭罪犯  


岡村寧次,相信任何一個對中國現代史稍有了解的中國人,都不會對這個名字感到陌生。作為日本陸軍大將、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是日軍投降前中國戰區最高負責人,對日軍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岡村寧次



1928年,時任日本陸軍步兵第三師團第六聯隊聯隊長的岡村寧次,在山東參與制造了“5.3濟南慘案”,導致6000余中國民眾死傷。


濟南五.三慘案



1931年9月18日,日本制造“柳條湖事件”,駐中國東北地區的關東軍突然襲擊沈陽,以武力攻擊東北,發動了對中國東北的戰爭。岡村寧次是主謀的日本少壯派軍人之一;



1932年任日本上海派遣軍副參謀長,參與制造“1.28事變” ,率部侵犯上海,屠殺上海人民。



1933年春天,岡村寧次指揮關東軍發起長城戰役,迫使國民黨當局簽訂了《塘沽協定》。此協定在事實上承認了偽滿洲國,同時長城以南華北廣大地區劃為非軍事區,中國不得駐軍,而日軍可隨意出入;



1938年6月,時任第11軍司令官的岡村寧次發起武漢會戰。在攻占九江時,正逢九江發生霍亂,岡村寧次借口說是怕傳染給日軍士兵,命令將傳染病地區的人群統統活埋或焚燒,制造出無人區;



1941年,岡村寧次先后被任命為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到任后,岡村寧次立即提出深挖封鎖溝,高筑封鎖墻,強化堡壘政策以及在大“掃蕩”中,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這些政策給抗戰軍民帶來了深重災難。在河北省豐潤縣的潘家峪大屠殺;在阜平縣的平陽村持續屠殺了87天。1941年8月,岡村寧次調動十萬日偽軍,對晉察冀邊區進行了一次空前規模的大“掃蕩”……



二、日本投降后的岡村寧次


日本投降,首先是要搶占勝利果實。由于蔣介石的主力部隊都在西南大后方“納涼”,不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趕到前線去受降。蔣介石又不甘心讓已經在前線的中共八路軍和新四軍獲得勝利果實。于是他一方面下令讓八路軍“原地駐防待命”的命令,一方面下令岡村寧次的百萬日軍“保持現有態勢”。

對于蔣介石的這種微妙心態,岡村寧次心領神會。他立即復電,表示謹遵命令,“與國民政府緊密結成一體,斷然對付中共”。

岡村寧次繼而向何應欽提出建議,愿以128萬在華日軍幫助蔣介石打共產黨,“貴方只需負責供應給養,其他武器、彈藥、醫務方面概由我們自己解決。”據白崇禧透露,岡村寧次的建議讓蔣介石很感動,專門交代,對岡村寧次要格外優待。只是蔣介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運用投降的百萬日軍去解放區“勘亂”、“剿匪”。

岡村寧次向蔣介石表示,“我將全力遵守蔣委員長訓令,不負蔣委員長期望。”“延安方面如有抗日、侮日之行為,則斷然處罰之。”

果然,以后當八路軍、新四軍在敦促日軍繳械投降時,日軍非但拒不執行,還以武力相對抗。華北、蘇北的八路軍、新四軍不得不通過激烈戰斗才收復為日軍所盤踞的一些城鎮。

在我華北野戰軍向天津進軍時,岡村寧次指揮日軍用“炮兵密集轟擊,挫敗了共軍攻勢,使其遺尸400具”(岡村寧次給蔣介石的電文),為了避免天津落入共軍之手,麥克阿瑟下令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三軍團在天津附近港口登陸(美日蔣聯合作戰)。

就是這樣一個手上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主要戰犯,在抗戰勝利之后,卻被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無罪釋放。

更離譜的是,在1946-1949的三年內戰期間,岡村寧次一直擔任國民政府的秘密軍事顧問,為蔣介石出謀劃策。蔣介石還力排眾議,任命岡村寧次為“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后聯絡部長官”,后來兼任與國民黨政府的“聯絡班長”,不但在生活上給予特殊優待,甚至賜予其外交豁免權。

在國民政府的庇護下,設在南京大方巷外交部大樓的日本中國派遣軍司令部依然戒備森嚴,房上架有高射炮、機槍,仍由日軍官兵負責武裝保衛。路過之中國人,敢有出言不遜,辱及天皇或日本軍人者,必遭日軍嚴懲。


三、美國對岡村寧次的態度


1949年1月30日上午10時,在由數百名美軍戒備的約翰維克斯號美輪駛出了上海吳淞港。在蔣介石的授意下,湯恩伯安排以岡村寧次為首的300名日本戰犯乘船回國。

東京廣播電臺即時播報了“在華全體日本戰犯正在返回日本途中”。中國共產黨強烈譴責國民黨政府對岡村寧次的判決,要求將其引渡,并以此作為維持國內和平的條件之一。國內各界譴責的輿論四起,迫于壓力,李宗仁代總統下令重新逮捕岡村寧次,上海警備司令湯恩伯扣壓命令不發,李宗仁又令駐日代表團團長商震等船到日本后將其扣押,商震前往駐日盟軍總司令部交涉,被美方拒絕。

岡村寧次等300名戰犯到達東京后,駐日美軍司令麥克阿瑟打破禁令,懸掛起日本國旗,以示歡迎和慰問。

堅決主張抗日救國的愛國將領楊虎城全家被蔣介石殺害,張學良被軟禁數十年,直到蔣介石死后才恢復自由身。而在中國犯下累累罪行的一號大戰犯岡村寧次卻在蔣介石的竭力庇護下逍遙法外。

當然,岡村寧次和蔣介石的合作還沒結束。1950年,岡村寧次被蔣介石聘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軍事實踐研究院”高級教官,教授國民黨將領如何“反攻大陸”。